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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韩晗:梦云湖畔忆往昔

    发布时间:2016-04-18          浏览次数: 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谨以此文,献给母校六十年华诞        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韩 晗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    用往昔这个词,本身不大贴切。民大校友里,我算最年轻的一拨。大学毕业才四年,比起毕业四十年的前辈来说,我毫无资格忆些什么。但是细细一想,除了“忆往昔”,仿佛没有什么词儿更贴切,更能表达我此刻的心境了,但是我丝毫没有当年毛委员回忆湖南一师“峥嵘岁月”那种壮烈与悲凉。

    知情者皆知,“梦云湖畔”更显示了我的身份——新校区第一拨学生,我相信,老前辈们大概不会知道什么是梦云湖,所谓梦云湖,乃是民大新校区十景之一,一个几百平米的人工湖,我的第一本书《寂寞城市》的作者照片便是在这湖畔拍的。

    凡高校必有水,仿佛成了定律。北大、武大之未名湖、华东师大之丽娃河,皆颇有名气,譬如李劼就写过长篇小说《丽娃河畔》。至于剑桥大学之剑河,更不用说,引起了从徐志摩到陈之藩两代文人的感怀。梦云湖名气当然远不如上述那些水域,但是对于有过新校区生活经历的民大学生来讲,这是无法取代的记忆。

    2003年夏天,我从湖北坐了近乎一天的火车,到了成都这个我几乎闻所未闻的城市。来之前为了弄懂这座城市,买了一本慕容雪村的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,看完之后,大骇不已,原来这座城市美女如云,美食似锦,那时年方十八,不晓得美女的意义,只是看了书里写的“夫妻肺片”和“老妈兔头”等饕餮美食,不禁食指大动。

    民大新校区离市区很远,这是我孰料不及的。军训的时候,美食只停留在四圣村的小店,一碗拉面,一毛钱一根的麻辣烫,足以解馋,入学后,课程不多,遂约着一帮媒体的朋友跑到市区喝酒吃肉,我不善饮酒,只好吃肉,半年之后,父亲来成都看我,在机场看到我的模样,摇头不已,“你怎么胖成这个样子!”

    成都美食,至今想来都让我心动,这大概是因为一个人大学时期可以形成这个人人生观的缘故。但是印象更深的,则是梦云湖畔的往昔岁月,一个人的大学生活,注定影响这个人一生,这话真的是不会错的。

    记得刚入学时,我是专科生,编入工商管理学院十一班。专科虽课少,但面临升本的压力,同学们纷纷投身“升本大战”,我却顽固写小说,第一本小说便在专科上学期出版的,记得把十来本样书放在宿舍的桌上时,隔壁室友翟明磊兄过来,抚摸着我新书的封面,小声问我,“感觉不错吧?”

    感觉当然不错,但是这感觉却是在民大获得的,如果没有民大四年,断然不会有今日之我。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一

    一入学,我就抱定了当作家的梦想,带着一部书稿,急匆匆成为了梦云湖畔第一批住户。

    入学军训,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,叫潘红宇,四川本地人,比我们大两三岁,当时我们觉得潘老师几乎是至高无上的人物。潘老师器重我,入学就做了班长,专科生活浑浑噩噩,初来成都,大家只晓得吃吃喝喝,我这个班长成了领头羊。

    军训的教官名字我现在还记得,叫徐方朝,是我的武汉同乡,徐教官知道我先前患过心脏病,不让我攀高跑快,我也乐得为大家照顾衣物。营长名字记不得了,只记得是一个发表过几篇诗作的军旅诗人,知道我有一部书稿,时常借故检查工作,跑来和我一起交流写作心得,因此,我的军训岁月与许多人的不大相同,看到那些视军训为地狱的回忆文章,我却认为军训为天堂,毕竟始终觉得,是军训让我对民大有了好印象。

    军训完毕之后,就是上课。流水账的文字我写不来,所以在这里不写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,唯独写两件事,一是03年12月,我的新书在北京上市后,反响不错,并且在04年初在北京国展召开了新闻发布会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键女士代表“中国之声”约我做一个电话连线,我当时向学院汇报,申请借一间办公室,并且要有直拨电话。一个专科生敢这样提要求,现在想来真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,但是没料到,我上午向学院反映的情况,下午就获得了答复,并且老师一再告诉我,是“校办主任曾明老师特批的”,那场访谈非常顺利,之于我而言,更重要的是记住了一个叫“曾明”的名字,民大四年,以及今后的日子,曾明师对我之厚爱、提携,岂止感谢二字所能表达?

    二是大一时,我便进入“仕途”,从班长做到校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助理,大一以专科生之“布衣”之身进入校学生会,平常人难以想象。当时校学生办公室五个人,主任是唐友林,副主任关国辉、马欣,助理就我和钟昱两个人。友林兄已经没有了联系,国辉兄现在南京发展,前途无量,马欣姐在共青团的工作中已然干出了一番事业,钟昱现在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中国业务部做记者,这些友朋都比我聪明勤奋,所以事业成就均在我之上,当时我沉迷写作,连行政值班时都写东西,后来发现一心难以两用,遂“挂印辞职”——当然,我属于末品随员,无印可挂,只有交了一些工作证之类,搞专职写作去了。

    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,印象极深。也是我大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回忆。当然,还有一件颇为重要的事情这里也顺带提一下,入学不久,学校搞了一个“放飞希望”的晚会,藉此晚会,我荣幸结识了已故新闻前辈罗京先生。罗京师生前对我提携颇多,当时我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读研,还给罗京师打过几个电话,罗京师自称“师兄”,我也乐得以“师弟”自居。但就在我获得硕士学位前一日,罗京师不幸英年早逝!这一消息几乎使我晕倒,那是我最困难的日子,几乎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毫不过分。追悼会当日,我就赶到了人山人海的八宝山,为的是送师兄一程。在八宝山的石阶上,师兄与我在民大的一番恳谈,仿佛是昨日,回寓所之后,痛哭失声,几乎失眠,深夜提笔写下了一篇纪念文章,后来发表在《北京晚报》上,此事太令人心酸,现在想来,心口仍隐隐作疼,遂在此按下不表。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二

    大二我到了文学院,当时获悉自己可以转系的通知时,犹记得是在丽江的一个酒店大堂,我在云南的一些古镇做田野考察,接到学院的通知,可以转系。这就意味着我不但获得了本科生的身份,而且亲近自己热爱的文学领域。当时雀跃不已,到一个纳西人的酒馆里,破例吃了半斤牦牛肉,喝了半斤青稞酒,睡了一个下午。

    前几年,有一位媒体的朋友问我,他在网上看到有文章称我转系的原因有二,一是文学院不学数学等管理学的课程,二是管理学院呆不下去。此事是否实情?其实,这两个所谓的“原因”反倒激发了我对转系前后一些片段的回忆。

    是的,我的大二生活,细细想来,恰恰是两件事情组成的。

    文学院不学数学是事实,但是我并非害怕管理学院的课程。记得管理学院专业课程老师有如下几位:管理学杨乔文教授、宏观经济学王焱霞博士、数学课肖凡平博士与田长明教授,这几位老师与我的关系其实都不错,尤其是杨乔文教授,曾与我探讨过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里关于“死亡”意识的表达。杨教授认为我对于死亡的表达太过于沉重,应该展现出人性里不惧怕死亡的一面,这是一个民族的前进动力等等。杨老师传授的“头脑风暴”方案解决法,至今我仍受用,王焱霞博士讲授的宏观经济学,列举萨缪尔森和凯恩斯观点之异同,激发了我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兴趣。因此,直至现在,我仍然对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兴趣未减,凡是有经济学的活动,我能参加,必不放过。譬如前日还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个文化产业的沙龙,昨晚还写了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稿,论述当代文化产业的一些新问题。因此,管理学院的一些课程,确实让我受益终身。

    另一事就是我在管理学院,不但不是“呆不下去”,相反是受到了现在几乎不可想象的关爱,在我们那一年,管理学院住在“邛海苑”宿舍,而文学院却住在“漓江苑”,我转系后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,转系是否要换宿舍?如果是,文学院早已无空床铺,除非睡走廊,如果不是,管理学院可否收留我这个“背叛者”?我当时几乎是做好了要走的准备。管理学院几位好兄弟如唐勇、肖华、曾安林等都已经为我准备“送行酒”,愿“送兄弟一程”。就在这时,张为波院长竟亲临我的宿舍,称我为“秀才”,约我谈心。其余的话我记得不太清楚,主要大意就是,反正管理学院专科班人少房间多,秀才住在这里很好,甚至可以一个人住一间房嘛!写东西很方便的!

    一个人一间宿舍!这需要是一种何样的胸襟与气魄!

    记得文学院张慧超师妹过来约我一个访谈,回宿舍后她在博客里都感叹,师兄好特殊,一个人住一个宿舍!现在想来,除了感动、感谢、感激,我说不出别的话来。我真的在这个宿舍里住了三年,四部作品,近四百万字的稿子,都是在这个宿舍里完成的,在这个宿舍里,我安心复习,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!

    谢谢您,张院长,请接受我这个“背叛者”迟到的致谢!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三

    初到文学院,一切都很新鲜,平日里杂书里看到的内容,被搬到了讲台上,这种兴奋之情,不亚于在遍布土著的太平洋岛国上猛然看到了一群中国人,而且还是老乡。

    记得第一节课是涂鸿教授的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”,涂鸿老师身材魁梧,相貌堂堂,颇有大家风范。我对现当代文学史感兴趣,因此涂老师的课程不敢怠慢。班主任马伯忠老师把我领到教室里,向全班介绍我的到来:这位是韩晗,从管理学院转来的,大家看看,咱们文学院这个专业还是受欢迎的。

    我忘记了台下那些眼神是什么样子了,只记得涂鸿老师说了两个字:坐吧。我在里面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了。涂老师正在讲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起源,好像是白话文运动。这一段历史我很感兴趣,平时又属于一知半解那种,听到涂老师的讲解,赶紧找个本子做笔记。课后涂老师还专程找我,问我听的懂否,问我对哪段历史了解等等,涂老师语速很慢,让我觉得很温暖。

    后来在课堂上陆续受到了一些老师的亲炙,如古典文学杨树帆教授、陈筱芳教授、徐希平教授、田耕宇教授,文艺学的戴登云教授、李欧教授、马建智教授,外国文学的宋军教授、覃虹教授、杨兴慧教授、杨荣教授、语言文字学的钟如雄教授等等,这大概是文学院的“最强全明星阵容”,这些老师的能力放到中国任何一所大学,恐怕都是一支很强大的教研队伍。杨树帆师用四川话讲课,有名士风范,有次还开着他的新车一起到郊区拍风景,然后请我吃了一顿颇有盛名的“温鸭子”;宋军教授曾留学法国,儒雅英俊,其风度翩翩、时常在课堂上大声朗读法国诗歌或戏剧对白,令诸多花痴女生倾倒,两教授堪称中西合璧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,诸师音容笑貌,现在仍难以忘怀。

    文学院生活三年,当是我民大生活之主潮,仅提及一事,作为重点陈述,从此事可见文学院诸师对我之提携,是何等关爱、何等厚爱。

    大三那年,文学泰斗玛拉沁夫先生来民大讲课,副书记赵心愚教授、文学院徐希平院长在玛老面前极力推荐我。以至于玛老刚刚抵达文学院,就点名要见这个“小韩晗”,我早闻玛拉沁夫先生乃是《敖包相会》词作者,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书记,在国内文艺界德高望重,在国际文坛亦举足轻重,玛老能与我这个后生说上几句话,已然是我极大的荣幸。孰料玛老第一句话就是:赵书记与徐院长推荐你,说了多次,我对你很感兴趣呀!这句话让我觉得全身洋溢着难以言表的温暖。在当日的讲座上,玛老三次提及我的名字,我当时羞愧的恨不得把头低着不敢抬起来。

    后来,我得以受到玛老亲炙,成为最年轻的“玛门弟子”,在北京就读两年,到玛老府上登门无数次,两位老人待我如同自家人。这是后话,暂不赘言。仅凭此事便可看出,民大老师惜才、重才之雅量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若不再勤奋一二,何以有面目面对诸师?

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四

    大四那年考研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要争气,因为文学院考到外校读研的不多,考到省外重点院校读研的人更少。曾记得大三一次宴席,一位川大的朋友听说我要考研,还要考重点院校的研究生,竟然仰天大笑,我问他笑什么,他又不住叹气,说未曾遇到脸皮厚如我。我当时几乎气晕,遂拂袖而去,并立志发誓若不考上重点院校重点学科的硕士,便终生不回母校。

    有一件事情在这里我要提一下的是,在我之前,文学院曾经有一个叫黎楠的师兄,毕业后在《大公报》工作,一下子成为了就业明星。我看到心生羡慕,大四时也去了《大公报》,该报西南办事处的主任陈明先生是我老友,陈先生器重我,不但给我补贴,还时常邀我去饮酒品茶,但是我当时实在是想争一口气,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子,再加上受到川大朋友的讥讽,遂辞职而去。辞职考研,乃是破釜沉舟,没得选择,考研复习的日子相信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有感触,这里我不再做叙述,以免让触及别人痛苦回忆,或是让师弟师妹们视考研为畏途,反倒灭了他人志气。

    考研结束后,我顺利进入复试,传媒大学的复试在五月初,我错过了穿学士服照相、吃散伙饭的日子,记得我复试之后,周华斌师告知基本上可以录取,让我回家等通知书。待回到民大,已是答辩期。我实在舍不得这所培养我、提携我的学校,于是想向各位老师一一辞行。首先竟冒昧去了罗布书记的办公室,罗布书记闻听我考上传媒大学的硕士,对我勉励有加,然后我又依次去了学生处韩秀英处长、教务处张洪亮处长等老师处辞行,老师们闻听我四年努力有了收获,皆欣慰不已,其实这哪里是我一人可为?若无民大诸位老师的器重、培养,我今生今世何以有出头之日?

    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马建智教授为了保证我的复试时间,晚上熬夜为我改论文,我去建智师府上时,恩师正在台灯下为我改论文,我当时感动的几乎难以言表。在建智师的指导完成下,在陈筱芳师的指导修改下,这篇论文不负诸师期望,不但一举获得“西南民族大学优秀学士论文”,更斩获“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理论一等奖”,全文在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上刊发后,被《人大复印资料》与《中国文学年鉴》同时全文转载,本科毕业论文获得了不算差的一份归宿,也算是我这个笨学生向母校交出的一份毕业答卷吧!

    我在校四年,毕业又已四年。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湖北少年,到今日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,这恐怕与西南民族大学诸师的厚爱、提携,以及这所学校的培育至少有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关系。

   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,叫做《锦官城的星巴克》,纪念我在成都生活四年的日子,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与张隆溪先生闲聊,隆溪师也是四川人,对于成都亦感怀有加。每一个在成都生活过的人,都对于这座城市有着怀念,最大原因恐怕还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包容、宽容——其实细细想来,这不正是母校校训“和合偕习”所体现的精神吗?

    我一向不吝称自己为“半个成都人”,并且以为,我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,恐怕是因为与时代背景有关,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时代的环境发展而发展,我的从2003年至2007年在成都的发展,恰是母校大发展的时期,也是成都快速国际化、大都市化的的四年,更是西部开发甚至全国迅速发展的历史片段,作为母校、成都甚至这个伟大时代的发展同行者、见证者,我深觉荣幸!

      (此文原文发表于《中国民族》,2011.5,略有删改(改名为《梦云湖畔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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